晚饭后，电视机的音量被父亲调到了35，一个不大不小的数字，刚好能盖过厨房里妻子洗碗的水声。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字正腔圆，父亲却看得眼皮打架，头一点一点的，像极了老屋窗台上那只打盹的猫。我没说话，只是默默拿起遥控器，想把声音调小一点，指尖却在触到减音键时停住了。

我看到父亲放在膝盖上的手，青筋毕露，食指和中指的关节粗大，正随着电视里的声音无意识地轻敲着。那双手，年轻时能抡起铁锤，能修好村里所有的拖拉机，现在却连握紧一个遥控器都有些颤抖。抽屉的角落里，还藏着一张他抱着我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的他，笑得露出一口白牙，手臂结实有力。

妻子的水声停了，她擦着手从厨房走出来，看了看沙发上的父亲，又看了看我，眼神里有些欲言又止。

“林涛，你爸他……”她开了个头，又把话咽了回去，转而说，“明天降温，记得把那件厚毛衣找出来给他。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目光从父亲微驼的背上移开。我知道她想说什么。最近半年，父亲的耳朵越来越背，电视音量从25一路攀升到35。我们劝他去医院看看，他总是不耐烦地挥挥手，口头禅挂在嘴边：“行了，行了，人老了，机器坏了，正常！”

可我知道，不正常。就像两个月前，他开始莫名其妙地咳嗽，起初是干咳，后来带着痰。我给他买最好的止咳糖浆，他不喝，说浪费钱，自己去后山挖点草药煮水喝就好。他的固执，像一块风干的岩石，水泼不进，针扎不入。

我的核心缺陷，或许就是这种不认命的控制欲。我总觉得，只要我足够努力，足够周全，就能把生活这匹烈马牢牢攥在手里，让它按照我规划好的轨迹前行。父亲的身体，家庭的未来，儿子的教育，我试图掌控一切。

儿子乐乐从房间里跑出来，手里举着一张画，献宝似的递到爷爷面前：“爷爷，看！这是我们一家人，在飞！”

画上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小人，被一双巨大的翅膀托着，飞在云彩上。父亲眯着眼看了半天，才笑着摸摸乐乐的头：“好，画得好。爷爷老了，飞不动了。”

乐乐歪着头，一脸天真：“爷爷，老师说，人要是飞不动了，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。你以后会是哪一颗？”

空气瞬间凝固。

我妻子的脸色“刷”地一下白了，她急忙拉过乐乐：“别胡说！”

父亲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他那只轻敲膝盖的手停了下来。他没有生气，只是眼神变得很空，像是透过乐一，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，喉咙发紧。我走过去，蹲在父亲面前，握住他冰凉的手：“爸，别听孩子的，瞎说。明天我带你去医院，做个全面检查，好不好？”

他缓缓地把目光收回来，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久到我几乎要扛不住他眼神里的重量。他终于又露出一丝微笑，拍了拍我的手背，还是那句话：“行了，行了，别折腾了。”

那一晚，我失眠了。我悄悄走进父母的房间，父亲已经睡着了，呼吸声很重，还夹杂着压抑的咳嗽。母亲坐在床边，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，默默地垂泪。我没敢进去，只是在门外站着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储物间里有父亲所有的体检报告，我决定明天无论如何，都要拉他去医院。

第二天，我几乎是强硬地把父亲塞进了车里。车内空间狭小，父亲的沉默让气氛更加压抑。他一路都看着窗外，城市的风景飞速倒退，像是被时间无情地甩在身后。

医院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，总让我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。等待结果的时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。我坐立不安，不停地搓着手，手心全是冷汗。父亲反而很平静，他只是坐在长椅上，看着人来人往，那双曾经锐利的眼睛，此刻像蒙上了一层灰。

终于，那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，把我叫进了办公室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，咚，咚，咚，像在擂鼓。

“是病人的儿子吧？”医生推了推眼镜，指着桌上的一张CT片，“情况不太乐观。肺部有阴影，从形态上看，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建议马上做穿刺活检，确诊。”

我的大脑“嗡”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

“医生，你……你是不是搞错了？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。

“我们希望是搞错了。”医生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专业性，“家属要有心理准备。如果是晚期，治疗的意义……”

他后面的话我没听进去。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扶着门框才勉强站稳。我走不出那间办公室，双腿像灌了铅。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“无能为力”。我引以为傲的规划、掌控，在这一张薄薄的片子面前，被击得粉碎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的。父亲看到我的脸色，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。他没有问，只是站起身，理了理衣角，对我说了句：“走吧，回家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依旧是沉默。只是这一次，沉默里多了绝望。

我把车停在楼下的地下车库，这里空旷、阴冷，像一个巨大的坟墓。我熄了火，却没有下车。

“爸。”我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。

“嗯。”

“医生说……”我哽咽着，说不下去。

父亲转过头，昏暗的光线里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看到他轮廓分明的侧脸，比记忆中消瘦了太多。

“涛子，”他叫我的小名，“人活一辈子，就像地里的庄稼，有发芽的时候，就有枯黄的时候。别怕。”

我再也忍不住，趴在方向盘上，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。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，在冰冷的车库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父亲没有安慰我，只是把手放在我的背上，一下一下，轻轻地拍着。他的手掌干燥而温暖，带着岁月的粗糙，像是在告诉我，他还在。

（约1500字）

第一章

活检结果出来那天，是个阴天。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，风卷着落叶，在地上打着旋儿。我一个人去拿的报告，没让任何人跟着。那几页纸，薄薄的，却重若千斤。

“肺腺癌，晚期，伴随多处骨转移。”

每一个字，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，精准地扎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我捏着报告单，站在医院拥挤的走廊里，周围人声鼎沸，我却什么都听不见，只剩下耳鸣。

我开始疯狂地打电话，托关系，找专家。我把父亲的片子和报告发给了我在北京当医生的大学同学，发给了所有我能想到的医疗资源。我的控制欲在绝望中被激发到了极致，我不相信“天意”，我只相信“人定胜天”。我告诉自己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。

晚上回到家，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把报告塞进了抽屉最深处。妻子陈婧正在厨房做饭，油烟机的轰鸣声里，我能听到她压抑的抽泣。儿子乐乐在客厅搭积木，他把最高的那块放上去，积木塔哗啦啦地倒了，他愣了一下，哇地一声哭了出来。

那一刻，家里所有的声音——油烟机的轰鸣，妻子的抽泣，儿子的哭闹——交织在一起，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把我牢牢困在中央。

我走过去，抱起乐乐，帮他擦掉眼泪。“不哭，倒了我们再搭，爸爸帮你。”

乐乐抽噎着，用那双清澈得不含一丝杂质的眼睛看着我，突然问：“爸爸，爷爷是不是要变成星星了？我今天在幼儿园，听豆豆说，他奶奶就变成星星了。”

孩子无意识的话语，像最锋利的刀片，再一次划开我伪装的坚强。我鼻头一酸，视线瞬间模糊。我用力地吞咽了一下，把乐乐抱得更紧，脸埋在他的小肩膀上，闷声说：“不是的，爷爷不会变成星星。爷爷会好起来的。”

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在安慰他，还是在给我自己催眠。

晚饭时，气氛沉重得能拧出水来。我宣布了我的决定：“我已经联系好了上海的专家，下周我们就带爸去上海。他是这方面的权威，一定有办法的。”

母亲停下了筷子，看着我，眼神里是全然的依赖和希冀。

父亲却放下了碗，脸色沉了下来：“我不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！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情绪激动时，我的句子总是很短。你不去？为什么？这不科学！

“我自己的身体，自己清楚。”父亲的声音不大，但很坚定，“到了这个岁数，不折腾了。剩下的日子，我想在家里过。”

“什么叫不折腾？这是治病！不是折腾！”我无法理解他的逻辑。有病就得治，天经地义。怎么能叫折腾？

“治不好的。”他看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花那些冤枉钱干什么？家里的积蓄，还要留给乐乐上学，给你们养老。”

“钱的事你不用管！”我的火气上来了，声音也高了八度，“钱没了可以再挣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！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！”他用他的口头禅打断了我，语气里满是疲惫和不容置疑的坚决，“这件事，我说了算。谁也别再提了。”

说完，他站起身，走回了自己的房间，留给我们一个佝偻而固执的背影。

那一刻，我体会到了深深的无力感。我以为最大的敌人是病魔，却没想到，第一个要对抗的，是我最想拯救的父亲本人。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，却忘了世事无常。我以为我有足够的时间去说服他，去安排一切，可现实却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

（约3400字）

第二章

我和父亲的冷战，从那个晚上正式开始。我不再劝他，只是默默地在网上查阅各种靶向药、免疫疗法的信息，甚至开始研究起了那些听起来就不太靠谱的“偏方”。陈婧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

一天深夜，我还在书房里对着电脑，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医学术语像天书一样。陈婧端了一杯热牛奶进来，轻轻放在我手边。

“还在查？”她问。

“嗯。”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，这是我焦虑时的标志性动作。

“林涛，”她坐到我身边，握住我冰冷的手，“爸的决定，我们是不是……应该尊重他？”

我猛地抬起头，看着她：“尊重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等死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！”陈婧的眼圈红了，“我是说，我们不能只考虑我们自己想怎么样，也要考虑爸他想要什么。他一辈子要强，他不想最后躺在病床上，浑身插满管子，没有一点尊严地离开。”

“尊严？活着才有尊严！”我激动地站了起来，在狭小的书房里来回踱步，“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都不能放弃！钱我来想办法，房子卖了也行！我不能接受我爸就这么没了！”

“你疯了！”陈婧也站了起来，声音发颤，“卖房子？我们和乐乐住哪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家？你不能为了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结果，赌上我们全家人的未来！”

“什么叫没有希望？专家还没看，怎么就叫没有希望？”

“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！骨转移！晚期！林涛，你醒醒吧！”

“我不信！”我吼道，“我不信命！”

争吵在深夜的书房里爆发，又在彼此的沉默中冷却。我们背对着背，谁也不说话。我能听到她压抑的呼吸声，和我自己狂乱的心跳声。

人到中年，最大的恐惧不是没钱，而是眼睁睁看着亲人受苦，你却无能为力。这种无力感，会把人逼疯。

僵持中，我瞥见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一个广告——“美国最新基因疗法，攻克晚期癌症不是梦”。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，我几乎没有犹豫，就点了进去。高昂的费用，语焉不详的成功率，但我像被蛊惑了一样，开始填写咨询表格。

陈婧从我身后看到了屏幕上的内容，她一把合上了我的笔记本电脑。

“林涛，你不能这样。”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“这些都是骗人的！你把钱扔进去，就是打水漂！”

“万一是真的呢？”我固执地看着她。

“没有万一！”

那晚，我们不欢而散。我睡在了书房的沙发上。这是我们结婚十年来，第一次分房睡。

第二天，我决定绕开父亲，先斩后奏。我订了去上海的机票和酒店，约好了专家的号。我甚至联系了一个中介，咨询卖房的事宜。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孤独的战士，在为整个家庭的命运而战，即使全世界都反对我。

我尝试着教父亲用我新买的平板电脑。我想，如果他能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接触点新信息，也许就不会那么固执了。

“爸，你看，这个平板，可以看新闻，看戏。”我把平板递给他，打开了一个新闻App，“字可以调得很大，你戴上老花镜就能看清。”

父亲接过平板，拿在手里掂了掂，没什么兴趣。他划拉了两下，屏幕上跳出一个广告，他皱了皱眉，直接按了锁屏键。

“眼睛花，看不清。”他把平板放在一边，“还是听收音机习惯。”

我看着他无所谓的样子，心里一阵烦躁。我花了半天时间下载软件，设置字体，结果换来他一句“看不清”。那种挫败感，比工作上遇到任何难题都更让我沮丧。我压着火，把平板收了回来。

我的标志性动作——揉鼻梁——越来越频繁。我觉得自己绷着一根弦，随时都可能断掉。

转折发生在一个星期后。我接到了北京同学的电话。

“林涛，你爸的片子我找我们科室主任看了，也找了胸外科的几个权威。意见很统一。”同学的语气很沉重。

“怎么样？”我屏住呼吸。

“……放弃吧。”

三个字，像三座大山，轰然压下。

“什么叫放弃？”

“他的情况，已经没有手术机会了。化疗和放疗的副作用，他这个年纪和身体状况，根本扛不住。靶向药需要做基因检测，但就算有靶点，也只是延长几个月的生存期，而且生活质量会非常非常低。你带他去上海，去美国，得到的答案都会是一样的。听我一句劝，别折腾了。让他安安静静地、没有痛苦地走完最后一程，就是对他最大的孝顺。”

同学的话，和父亲的话，和陈婧的话，竟然一模一样。
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车里，在公司楼下的停车场，坐了整整两个小时。车窗外人来人往，阳光明媚，可我的世界里，一片冰冷。

我终于开始明白，我的“控制”，我的“不认命”，在绝对的自然法则面前，是多么的渺Miao小和可笑。我不是在拯救父亲，我只是在满足自己“我已经尽力了”的虚荣心和控制欲。我害怕的不是父亲的死亡，而是面对死亡时的那种彻底的无能为力。

（约5300字）

第三章

我回到家，第一次没有躲进书房，而是走进了厨房。陈婧正在准备晚饭，看到我，她愣了一下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把切好的一盘西红柿递给我。

“我来吧。”我说。

我们俩在小小的厨房里，一个切菜，一个炒菜，油烟机轰鸣着，谁也没有说话。但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，却在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中，慢慢消解了。

晚饭后，我把那份卖房中介的合同，当着全家的面，撕掉了。

然后，我走到父亲面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“爸，对不起。我错了。”

父亲浑浊的眼睛里，闪过一丝惊讶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摆了摆手，那句“行了，行了”到了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

母亲在一旁，已经开始抹眼泪。

那一晚，我和陈婧躺在床上，久违地聊了天。

“我想通了。”我对着天花板说，“我不能那么自私。”

陈婧翻了个身，面对着我，在黑暗中，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。“你能想通，就好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前段时间……我太混蛋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难受。”她把手放在我的胸口，“我也难受。但我们是夫妻，天大的事，得一起扛。”

我握住她的手，十指紧扣。婚姻里最冷的暴力，不是争吵，而是他说什么你都觉得没意思。而此刻，我们终于又找到了可以同频共振的频率。

就在我以为生活会以一种悲伤但平静的方式继续下去时，一个意外的电话，再次打破了这份脆弱的宁静。

电话是我一个远房表哥打来的，他在一个偏远县城当中医。

“涛子，我听说叔病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这有个方子，是我师傅传下来的，治过好几个你叔这种情况的。都是晚期，吃了这个药，不说痊愈，但活个三五年的大有人在。你要不要试试？”

我的心，像一潭死水，被投进了一颗石子，瞬间泛起了涟漪。

理智告诉我，这不靠谱。同学的话还言犹在耳。

但情感上，我却无法拒绝任何一丝渺茫的可能性。万一呢？万一真的有效呢？

这个“万一”，像魔鬼的低语，再次在我耳边响起。我的核心缺陷——那种不愿接受现实的控制欲——再次抬头。

我瞒着陈婧，偷偷给表哥转了一大笔钱，让他把药寄过来。我告诉自己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如果再没用，我就彻底死心。

药是黑乎乎的药丸，带着一股刺鼻的中药味。我骗父亲是托人买的“补品”，让他每天吃。父亲没有怀疑，他以为我真的“想通了”，为了让我安心，他很配合地每天吃药。

吃了大概半个月，奇迹似乎真的发生了。父亲的咳嗽明显减少了，脸色也红润了一些，甚至能自己下楼溜达一小圈了。

我欣喜若狂。我觉得自己赌对了。我甚至开始幻想，也许父亲真的能被治好，也许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，真的存在。

那段时间，家里的气氛前所未有的好。父亲每天在阳台上侍弄他的花草，母亲跟着电视里的养生节目学做药膳，我和陈婧的关系也缓和了，乐乐的笑声也多了起来。

我沉浸在这种虚假的希望里，无法自拔。

直到有一天，陈婧在打扫储物间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了我藏起来的汇款单，还有我和表哥的聊天记录。

那天晚上，她没有和我吵，也没有闹。她只是把那张汇-款单放在我面前，平静地问我：“林涛，这是什么？”

我无言以对。

“你又开始了，是吗？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。

“这个药真的有用！爸的情况好转了，你没看到吗？”我试图辩解。

“好转？”陈婧冷笑一声，“那叫临终关怀！医生早就说过，有些病人后期会有一个精神头突然变好的阶段，叫‘回光返照’！你买的这些药，里面很可能加了激素！是在透支他最后的一点生命力！你不是在救他，你是在害他！”

她的话，像一盆冰水，从头到脚把我浇了个透。

我冲进父亲的房间，他正在睡觉。我拿起他床头那瓶黑色的药丸，疯了一样冲出家门。我开车去了市药监局，把药交给了检测科的朋友。

等待结果的三天，我度日如年。

（约7200字）

第四章

那三天，我和陈婧陷入了比上次更彻底的冷战。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却像两个透明的陌生人。她不再为我晚归留灯，我也没再见过她为我准备的胃药。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一天晚上，我加班到很晚才回家。打开门，家里一片漆黑。我摸索着开了玄关的灯，看到餐桌上放着一杯牛奶，还温着。旁边压着一张纸条，是乐乐歪歪扭扭的字：爸爸，喝牛奶，长高高。

我的心猛地一抽。我走到客厅，看到陈婧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，身上只搭了一条薄薄的毯子，电视还开着，调到了静音。她眉头紧锁，即使在睡梦中，也像是有化不开的愁绪。我走过去，关掉电视，拿起旁边的一条厚毛毯，轻轻地盖在她身上。

就在我直起身的时候，我看到茶几上，放着一盒胃药和一杯晾好的温水。

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笨拙地关心着对方，即使在最激烈的冷战中。

我没有叫醒她，只是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。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给她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。我看到她鬓角不知何时生出的几根白发，在月光下格外刺眼。我们花了半辈子学怎么去爱，却要用后半辈子学怎么告别。而我，却差点因为自己的偏执，把我们之间这点爱都消耗殆尽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听到了阳台上有动静。我走过去，看到陈婧站在那里，晨曦微露，她的身影显得格外单薄。我听到她极力压抑的抽泣声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

我走过去，从身后拿了一件外套，披在她身上。

她回过头，看到是我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

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把她拥进怀里。

“对不起。”我说。

“你没有错。”她在我怀里闷声说，“你只是太爱他了。”

我们在清晨六点的阳台上，相拥而泣。所有的误解、争吵、冷战，都在这个拥抱里冰雪消融。

检测结果出来了。和我朋友预料的一样，药丸里含有大剂量的地塞米松，一种廉价的激素。它能造成短期内精神和食欲好转的假象，但长期服用，会严重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，加速病情的恶化。

我拿着报告，感觉自己像个小丑。我所谓的“希望”，不过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骗局，而我，是那个最愚蠢的观众，还拉着我最亲的人一起陪葬。

我给表哥打了电话，电话里，我没有歇斯底里，只是平静地问他：“哥，那是咱爸的亲弟弟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：“涛子，我也是没办法……我儿子做生意赔了，欠了一屁股债……”

我挂了电话，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

我回到家，把剩下的药全都倒进了马桶，冲得一干二净。然后，我再次走到父亲面前，跪了下来。

这一次，我没有说“对不起”，我只是把检测报告递给了他。

父亲戴上老花镜，看得很慢，很仔细。他看完后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责备，只是摘下眼镜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“行了，行了。”他看着我，语气里竟然带着一丝安慰，“我知道你是好心。起来吧，地上凉。”

他越是这样，我心里越是难受。我宁愿他打我一顿，骂我一顿。他的宽容，像一把钝刀，在我心里反复切割。

（约9100字）

第五章

激素的潮水退去后，父亲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垮了下来。他开始整日整夜地疼，吃不下东西，迅速地消瘦下去，像一棵被抽干了所有水分的树。

止痛药从一天一片，加到一天两片，再到吗啡贴。我看着他被疼痛折磨得蜷缩在床上，额头上全是冷汗，牙关紧咬，却一声不吭。他一辈子都要强，不想让我们看到他脆弱的样子。

我终于明白，陈婧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我联系了她之前找过的那个临终关怀团队。医生和护士上门，带来了专业的镇痛方案和护理知识。他们的到来，极大地缓解了父亲的痛苦，也让我们这些束手无策的家人，有了一点喘息的空间。

我辞掉了工作，全心全意地陪着父亲。我每天给他擦身，喂他喝一点点米汤，陪他说话。我们聊我小时候的糗事，聊他年轻时在工厂当劳模的威风史，聊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往事。

我们谁也不再提“病”这个字。

一个黄昏，我推着轮椅，带他到楼下的公园散步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
“涛子，”他忽然开口，“还记得你小时候，我带你来这儿放风筝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我怎么会忘。那是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之一。

“那天风大，线断了。你哭着喊着要我把风筝追回来。”父亲的声音很轻，带着笑意，“我跟你说，风筝飞走了，就让它飞吧，它想去更高的地方看看。”

我沉默了。

“人啊，其实也跟这风筝一样。”他转过头，看着我，“线断了，就该飞走了。你拽着，拽不住的。到时候，连人带线，都得摔下来。”

我眼眶一热，别过脸去。

“爸，对不起。”我哽咽道，“如果不是我瞎折腾……”

“不怪你。”他拍了拍我的手，“我知道你孝顺。但孝顺，不光是让他活着，也是让他走得安心。你现在，就做得很好。”

夕阳的余晖中，我看着父亲苍老的侧脸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所谓成长，就是终于承认，有些事，你拼尽全力也赢不了。我花了那么长时间，走了那么多弯路，才明白这个最简单的道理。

父亲的情况越来越差，他开始出现长时间的昏睡。清醒的时候，也常常说胡话。

一天深夜，他忽然很清醒地把我叫到床前。

“涛子，把……把你妈叫来。”

我赶紧把母亲叫了过来。

父亲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布包，颤巍巍地递给母亲。

“这是我……攒的。我走后……你别苦了自己。”

母亲打开布包，里面是一张存折，和几件金首饰，是他们结婚时的东西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！”母亲哭着把布包推回去，“你会好好的！”

“行了，行了……”父亲费力地抓住她的手，这是他一生中，为数不多的温柔，“听话。”

他又看向我：“涛子，我没什么留给你的。这辈子……没本事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爸对不住你。”

“爸！”我跪在床前，泣不成声，“你别这么说！你是我最大的骄傲！”

他笑了，那笑容很淡，却很满足。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像是累极了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了什么。我冲到楼梯间，那个曾经让我感到冰冷的地方，拨通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电话号码。是我姑姑的，父亲唯一的妹妹，因为早年的房产纠纷，兄妹俩已经十几年没有联系。

电话接通了，我把父亲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。电话那头，是长久的沉默，然后是压抑不住的哭声。

（约11000字）

第六章

姑姑第二天就从邻省赶了回来。当她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病房门口时，我和母亲都愣住了。十几年不见，她也老了，头发花白，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。

她走到床边，看着昏睡中的哥哥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。她“噗通”一声跪了下来，握住父亲枯瘦的手，一声声地喊着：“哥，我回来了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”

也许是听到了妹妹的声音，父亲的眼皮动了动，竟然奇迹般地睁开了一条缝。他看着姑姑，嘴唇翕动，似乎想说什么。

姑姑把耳朵凑到他嘴边，听了很久，才含着泪直起身，对我们说：“哥说……他不怪我。他让我……好好过。”

父亲说完这句话，就再次陷入了昏睡，再也没有真正清醒过来。

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执念，也放下了。

姑姑的到来，让这个家有了一丝不一样的情绪。她和母亲一起，回忆着父亲年轻时的点点滴滴，她们时而哭，时而笑。那些被怨恨和时间掩埋的亲情，在生命的尽头，终于破土而出。

我看着她们，心里忽然一片澄明。放过自己，是接受无常后，给自己最大的慈悲。父亲放过了姑姑，也放过了他自己。而我，也终于学会了放过那个偏执、固执、总想掌控一切的自己。

我开始学着做饭。我在清晨的厨房里，为家人准备早餐。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给稀饭的白雾镶上一层金边。我把煎好的荷包蛋摆成笑脸的形状，放在乐乐的碗里。陈婧靠在门边，微笑着看我。

那一刻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。生活没有被治愈，伤痛也依然存在，但我们都在努力地，好好地活着。

父亲走的那天，是一个很晴朗的午后。

阳光很好，我把他抱到阳台的躺椅上，让他晒晒太阳。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，只是靠营养液维持着。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。

乐乐跑过来，把他的小收音机放在爷爷耳边，里面正放着爷爷最喜欢听的京剧。

“爷爷，听戏。”

父亲的嘴角，似乎微微向上扬了一下。

我坐在他旁边，给他念报纸。那些国家大事，社会新闻，他或许一个字也听不见了，但我还是想让他知道，他生活的这个世界，还在照常运转。

电视机的音量，再也没有被调到过35。我们甚至很少再打开它。我们更喜欢坐在一起，说说话，或者什么也不说，只是静静地待着。那台曾经暗示着家庭矛盾的电视机，如今成了一个沉默的摆设。

我拿起一个苹果，用小刀慢慢地削着皮。苹果皮在我手里，连成一条长长的、不断的线。我想起小时候，父亲就是这样给我削苹果的，他的手很稳，削出来的苹果皮，总能让我玩上大半天。

我削得很认真，很慢。我想削出一个和他当年一样完美的苹果。

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，京剧的唱腔咿咿呀呀，乐乐在旁边安静地画画，妻子在厨房准备晚饭，一切都那么平静，那么好。

我终于削完了。一整条红色的苹果皮，完美无瑕。

我把苹果切成小块，放在盘子里，准备喂给父亲。

我转过头，轻声说：“爸，吃苹果。”

他没有回应。

他靠在躺椅上，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，表情安详，像是睡着了。那只曾经能抡起铁锤、也曾在我背上轻轻拍抚的手，无力地垂在轮椅边。

收音机里，青衣的唱腔婉转悠扬，余音袅袅。

我端着那盘切好的苹果，伸出的手，停在了半空中。

那句“爸，吃苹果”，还回荡在寂静的阳台上，但他，再也听不见了。

人生无常，一切都是天意。

来时如风雨，去时似微尘。

顺其自然吧。

（约13500字）

第七章

父亲的葬礼很简单。没有大操大办，只请了最亲的几位家人。姑姑哭得最伤心，她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，就是为了那点破事，跟唯一的哥哥置了十几年的气。

我抱着父亲的骨灰盒，很轻，轻得不像话。我忽然想起乐乐那句天真的话：“爷爷会不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？”

或许吧。或许他真的变成了一颗星星，在很高很高的地方，看着我们。

处理完父亲的后事，生活像一列脱轨后又被强行扶正的火车，咯吱咯吱地，缓慢而艰难地，重新向前行驶。

我重新开始找工作。人到中年，从头再来，并不容易。我投了很多简历，面试了好几家公司，都石沉大海。有一次，一个年轻的HR看着我的简历，带着一丝不解和轻蔑问我：“你这个年纪，空白了一年，是去做什么了？”

我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平静地回答：“我送了我父亲最后一程。”

那个HR愣住了，没再说什么。

我没有得到那个offer。

但我一点也不后悔。

陈婧看出了我的失落，她没有多说什么。只是有一天晚上，她拿出一张银行卡，放在我面前。

“这里面是咱们家剩下所有的积蓄。你想做什么，就去做吧。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大不了，我养你。”她故作轻松地开着玩笑，眼圈却红了。

我握住她的手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父亲的离开，像一场剧烈的地震，摧毁了很多东西，但也让一些原本深埋在地下的东西，比如我和陈婧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感情，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。

我没有动用那笔钱。我找了一份薪水不高但相对清闲的工作，每天可以准时下班，回家给妻儿做饭。我开始学着享受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“浪费时间”的时刻：陪乐乐搭一个下午的积木，听陈婧讲她单位里的八卦，或者只是在阳台上，给父亲留下的那些花草浇浇水。

父亲的标志性动作是轻敲膝盖，他的口头禅是“行了，行了”。有一天，我陪乐乐写作业，他一道数学题算了半天也没算出来，急得直抓头发。我不自觉地伸出手，在他的小本子上轻轻敲了敲，脱口而出：“行了，行了，别急，爸爸教你。”

乐乐愣愣地看着我。我也愣住了。

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的影子，和我重叠在了一起。

原来，我们终将活成自己父辈的模样。

又一个清明节，我带着陈婧和乐乐，去给父亲扫墓。墓碑上的照片，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，意气风发，笑容灿烂。

我把一束白菊放在墓前，给他点上一支烟，倒上一杯酒。

“爸，我来看你了。”我蹲下来，用手抚摸着冰冷的墓碑，“我换工作了，虽然挣得没以前多，但每天都能回家吃饭。乐乐期末考了双百，就是有点淘气。妈身体挺好，就是总念叨你。姑姑前两天还打电话来，问我们好不好……”

我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的琐事，像他还在时一样。

一阵风吹过，卷起地上的纸钱，打着旋儿飞向远方。

乐乐忽然指着天空，大声喊：“爸爸，快看！风筝！”

我抬起头，看到一个彩色的风筝，在碧蓝的天空中自由地飞翔。它的线很长，长得几乎看不见。

“爸，”我在心里默默地说，“你的风筝，飞得真高啊。”

我们下山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。夕阳的余晖洒满山坡，给整个世界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。

乐乐走累了，我背起他。他趴在我的背上，小声问：“爸爸，我们以后还会来看爷爷吗？”

“会。每年都来。”

“那爷爷会想我们吗？”

我想了想，笑着说：“会的。他每天都在天上看着我们呢。所以乐乐要乖乖的，好好学习，知道吗？”

“嗯！”乐乐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我背着他，一步一步，稳稳地向山下走去。陈婧走在我身边，挽着我的胳膊。我们的影子，在夕阳下拉得很长，很长，就像当年父亲牵着我的手一样。

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人生这趟列车，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雨。

但我知道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试图掌控一切的偏执狂了。我学会了接受，学会了放手，也学会了珍惜。

来时如风雨，去时似微尘。

我们能做的，或许就只是在风雨来临时，为家人撑好伞；在微尘散尽后，带着思念与爱，继续前行。

这就够了。

（约15800字）